Chrestensen不服此 一取缔，以纽约市警察局长Valentine为被告向法院申请禁止命令。
而街头小广告中的用户虽然有违法行为，但这一违法行为没有直接指向电信企业 ，并未损害电信企业的权益，要求企业不加分析地对用户实施管理和处罚，实际是干预 了电信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合法经营关系，干预了电信企业代为完成国家的义务，并且这 种义务只能由高位阶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予以规定。(注：参见黄铭杰：《美国法上的言论 自由与商业广告》，载台湾《台大法学论丛》第27卷。
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电 信企业不与政府发生关系，它的活动指向是用户。由企业或者私人行使国家任务的制度，是由德国公法学 者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的，被称为私人为行政任务而受法律上之纳用的制度。如：该规制不得涉及广告之内容。三、治理街头小广告与企业经营自由 从一些城市已经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来看，在治理街头小 广告方面做出的比较一致的规定，就是要求电信企业对小广告者实施通信限制。进入 刘松山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街头小广告 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商业性言论 企业经营自主权 地方立法 。
而对公民通信权这一十分重要的宪法权利，迄今为止，笔者也未曾见到国内有一篇文 章予以专门论述。第三，街头小广告者以其公开的通讯工具，在广告联系之外进行个人交往和 联系时，其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的确应当受到保护。（3）完全的法义务，是指不履行会导致法制裁的义务。
比如从基本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的财产的社会义务或者从社会国原则中得出的连带义务。[78]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基本义务作为国家主权的产物。关于基本义务与法律保留的关系，首先，有些基本义务，比如作为义务，的确需要通过法律来实现，但这并不是说用宪法来规定基本义务没有意义，这恰恰反映了具有直接效力的基本权利相对于不具有直接效力的基本义务的优越地位，同时也防止了国家依据抽象的宪法规定让公民承担无限的基本义务。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在宪法上竞争、并存，都需要保护和组织保障。
[28]1849年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召开的国民会议首次引入了受教育义务，但当时该义务是指给孩子上课的义务而非上学的义务。[29]魏玛宪法的最主要意义是首次承认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义务，特别是财产和土地的社会义务、对无补偿的征收的容忍义务和劳动义务。
再比如纳税义务对顾客构成负担，因为税提高了商品价格。因为它属于一种法律上的自由，所以由国家通过确定的规则来履行该项任务（自由的保障——笔者注）以及对由于国家侵犯而无法履行或者减损或者对保护自由的拒绝进行惩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同时，立法者不能通过宪法修改来废除忠诚义务，因为它是不可修改的。[24]其实早在1789年召开国民会议的过程中就讨论过基本义务的问题，旧政权的代表——主要是教会要求补充基本义务的规定。
[45] （4）基本义务来源于人性尊严。[⑩]施密特（Thorsten Ingo Schmidt）给出的定义是基本权利享有者向国家所承担的宪法上的义务。即使在德国，人们对基本义务的理论依据也提出了种种批评。此外，基本法第26条第1款第2句规定，可能扰乱各国人民和平相处和具有此种意图的行为，特别是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均属违反宪法。
[72]但是这种观点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它为每个人赋予了对民族总体的内在义务。
那么，基本义务到底在宪法上具有什么意义？目前德国学者有两种研究进路，一种是将基本义务作为基本权利学说的分支，隶属于基本权利教义学。[36]施密特（Carlo Schmidt）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制宪者们仅仅规范了一些意见一致的义务，这些义务来自于对人的社会属性的民主共识。
他认为一些法律义务也拥有基本的实质，比如作证义务，虽然基本法上没有规定，但它对程序法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认为每一个权利都对称地存在一个义务的观点会掏空权利，导致最后剩下的仅仅是义务。尽管所有的刑罚都可以被视为对不履行服从法律的基本义务的制裁，但是刑法上仍然存在着针对违反单个基本义务的制裁。所以，准确地说，基本法反对的只是纳粹时期公民承担无限的义务，而非反对基本义务。[89]所以，在古希腊或者古典公民观中，公民与城邦是结合的关系，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不该认为公民拥有其自身，因为所有的人都属于城邦，每个人都只是城邦的一部分。因为基本义务不仅仅是防御性质的，而且还带有给付性。
传统上认为，基本义务是作为基本权利的限制而存在。首先，人的义务是自然法上的义务，而基本义务是实证法上的，所以比人的义务更体系化。
所以，市民要求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不干涉，尤其是经济活动上的自主，强调政治（国家）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区隔。巴杜拉（Peter Badura）认为，社会国原则可以被视为基本义务的概括条款。
②违反基本义务的最大制裁来自于刑法。（2）基本义务是来源于社会国原则。
[34] 基本法之所以保留了个别的基本义务条款，从议会委员会的讨论过程就可见，[35]基本义务虽未成为原则，但是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前提。（一） 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的关系 首先，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是非对称关系。比如和平义务在民法上就转变为不侵害他人的要求，民法典对此规定了损失补偿请求权、赔偿金请求权以及对侵犯的防御请求权。道德义务不是真正意义的法义务，但是它可以被法文本所规定。
基本义务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个人的一种主观宪法义务。这个内在义务取消了个人的私人属性。
霍夫曼（Hasso Hofmann）认为，个人的社会性以及服从合宪法律的义务在宪法上的理由是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对等原则以及基本法第3条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个人对公共福利（Gemeinwohl）负有无限的义务，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称之为义务的总体方针（das totalit?re Programm der Pflicht）。
有的义务之前被认为是道德义务，之后则被解释为法义务。一方面它延续了之前的宪法传统，规定了纳税义务、服兵役义务和财产牺牲义务。
至于1795年宪法为何专门规定基本义务，理论上是受到卢梭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影响，即社会的维护要求公民认识和履行自己的义务，政治上是热月党人对雅各宾派所鼓吹的人民的不可置疑论调的一种反对。比如儿童要承担纳税义务，但是只有成年人才需要缴纳。对于容忍义务，比如财产的社会义务，就不需要法律的规定。进入专题： 公民基本权利 基本义务 。
[82]（2）对于国家和公民来说，基本义务将宪法中的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连接在一起。[40]与古斯不同，施托贝尔并不认为国家能够设定潜在无限的义务，他认为，自由原则上是无限的，而服从国家原则上是有限的。
（2）不完全的法义务，是指目前没有规定法制裁的义务。源自于乡镇法上的担任荣誉职位的义务也进入了宪法。
[32]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必然导致义务的优势地位。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对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必要性提出了质疑。